贵池杏花村，朱熹因唐才子杜牧《清明》诗：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杏花牧童遥指杏花村”而名留池阳；宋、村否天天酷跑元、诗作明后，朱熹《清明》诗载儿童启蒙读本《千家诗》、杏花《龙腾鞭影》而名传天下；更有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贵池人郎遂编著的村否《杏花村志》，乾隆时作为中华唯一“村志”，诗作被收入我国古代最大的朱熹一部文献《四库全书》，而名享中华；民国三年(1914年)贵池人胡子正(民国初贵池临时议长，杏花著有《杏花村续志》)将“杏花村十二景”拍摄成照片，村否并制成挂图，诗作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，朱熹轰动一时，杏花载誉而归。村否贵池杏花村更名扬四海。
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关注和研究杏花村历史文化的池州人代代相继。尤其今日，为建设美好池州，发展旅游事业，建设杏花村山水园林名胜风景区正如火如荼，对杏花村历史文化研究不断深入。如何研究杏花村特别是集杏花村千年历史文化于一身的《杏花村志》，就某t

　　种意义上讲，当首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“《杏花村志》存目序”，他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，值得我们去探究。

　　解析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“《杏花村志》存目序”(以下简称《提要》)

　　史载《四库全书》馆臣(校书的官员)每校一种书，均在卷首写一篇提要，经总纂官修改后，放在每部书首，称之为“提要”。后由纪昀(字晓岚，河北献县人，生于1724年，卒于1805年。清代学者、文学家，乾隆十九年进士，官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曾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，纂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能诗、骈文，有《纪文达公遗集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)总纂而成。《提要》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，对每本书的作者生平、著述渊源、内容、性质、天天酷跑版本、文字及其他优缺点，作了介绍、考证和评论。收入《全库全书》的《杏花村志》的《提要》，就是写在书前的序言。现辑如下：

　　“国朝郎遂撰。遂字赵客，号‘西樵子’，池州人。按：杜牧为池阳守，清明日出游，诗有：‘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’句，盖从风景之词，犹之‘杨柳’、‘芦荻洲’耳，必指一村以实之，则活句反滞相矣。然流俗相沿，多喜附会古迹以夸土风。故遂居是村，即以古今名胜、建置及人物、艺文集为是编，盖亦志乘之结习也。至于并郎氏《族系》亦附录其中，则并非志乘体矣。”(《杏花村志》)

　　《提要》只有137个字，可谓言简意赅。不仅写出了《杏花村志》朝代、作者介绍、得名之由、体例等。直言指出存在的优缺点。其缺点有三处之多。其1、“盖从风景之词……必指一村以实之，则活句反滞相矣”。其2、“然流俗相沿，多喜附会古迹以夸土风。”其3、“至于并郎氏《族系》亦附录其中，则并非志乘体矣。”其一问题，早在1919年著名保藏家、刻书家，贵池人刘世珩重刻《杏花村志》时，在“跋”中早有论述，直言不赞成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对《杏花村志》存目序的说法。详见《杏花村志》“跋”，这里不赘述。其三，这是对《杏花村志》的编写体例提出不同意见，这里也不述。本文就“其二”：“然流俗相沿，多喜附会古迹以夸土风”进行辨析。这种流弊不仅存在《杏花村志》中，而且在诸多《方志》、《谱牒》中存在。今天，许多旅游景区附会名人胜迹(诗文)更是举不胜举。

　　《杏花村志》中，刊载“朱熹杏花村湖山《九日登湖山》”诗，据笔者考证，是附会名人朱熹以夸土风的典型事例。

　　《提要》指出《杏花村志》中流弊，虽泛泛之词，但显示撰者治学严谨，既尊重历史，保持原则，又多存善意，让人易于接受。促使阅读者去发现。

　　正是关于对《提要》的这种理解，才敢于对《杏花村志》存在的附会朱熹留诗杏花村(湖山)之说提出质疑，并进行考证，以求其真。

　　朱熹未留诗杏花村

　　朱熹(1130-1200)，字元晦，一字晦庵。徽州婺源(今属江西)人。生于南剑州尤溪(今属福建)，后徙居建阳(今属福建)考亭。绍兴十八年(1148)进士。任泉州同安县主薄，淳熙时南康军，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。光宗时，历知漳州、秘阁修撰等。宁宗初，为焕章阁待制。卒溢“文”。论学主居敬穷理，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，对经、史、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。朱熹不仅是一位最著名的教育家，更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学术思想，在中国元、明、清三朝，一直是封建统治时期的官方哲学。身前地位不显，死后隆礼有加。嘉定二年(1209)谥“文公”，寻增中大夫，宝谟阁学士，后赠太师，追封信国公，改徽国公。配享孔庙。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诗集注》、《楚辞集注》传世。后人集有《晦庵先生白文公集》。

　　据文献载，朱熹与池州渊源深厚，他不止一次到过池州，或公务、或讲学、或路过(具体几次，未考)。池州历史文献《池州府志》、《贵池县志》均有载朱熹到过池州的记录。清嘉庆十年(1805)陈蔚编纂的《齐山岩洞志》、清嘉庆二十三年(1818)李兆洛编纂的《东流县志》载有朱熹到过贵池唐杜牧曾游的齐山和晋陶渊明在东流的菊所，并留有词、诗各一首。

　　朱熹词载《齐山岩洞志》卷七：“江水漫云影，鸿雁欲南飞。携壶结客何处？空翠渺烟霏。尘世难逢一笑，况有紫萸黄菊，堪插满头归。风景今朝是，身世昔人非。

　　酬佳节，须酩酊，莫相违。人生如寄，何事辛苦怨斜晖？无尽今来古往，多少春花秋月，那更有危机。与问牛山客，何必独沾衣。"(同时注有：(齐山)上清岩磨崖，《朱子全集》“与问”作“为问”)

　　经对照分类新编《全宋词》(吕树坤、刘琦等编纂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出版)，载有朱熹这首词。同《齐山岩洞志》所录词仅有“携壶结客何处？空翠渺烟霏”与“携壶结客，何处空翠渺烟霏”标点符号之别，其内容完全相同。《齐山岩洞志》还记有在上清岩刻有这首词(今不存)。朱熹在池州齐山作《水调歌头》词应当不虚。同时映证了朱熹曾游览齐山。

　　朱熹诗载《东流县志》：“宋朱熹曾游菊所。菊所即县治后，相传陶渊明为彭泽令种菊如此，亦称菊台。知县陈春建四望亭，尝植(云)松其上，今无。宋朱熹《舟泊东流题菊所》：

　　予生千载后，尚友(有)千载前。

　　每寻高士传，独叹渊明贤。

　　及此逢醉石，谓言公所眠。

　　况履岩壑古，缥缈藏风烟。

　　仰看乔木荫，俯听横飞泉。

　　景物自清绝，优游忘可年。

　　结庐倚芬峭，举觞酬潺湲。

　　临风一长啸，乱以归来篇。

　　清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池州知府张士范纂修的《池州府志·山川志》刊有此诗。诗前有：“后山，在县治后，有菊所。相传陶渊明令彭泽，种菊于此，亦名菊名。”其后录有此诗。两处“诗”对照，仅“履”与“复”；“乱”与“辞”之差别。这极有可能为印刷之误，其内容完全相同。

　　这首诗存《晦庵先生白文公集》。朱熹仰慕陶公，到东流(今东至县东流镇)拜见陶公菊所而作“诗”，当属真实。

　　朱熹还写过一首与池州相关的诗，载明嘉靖二十四年(1545)《池州府志》，即：《送刘旬甫之池阳，省觐六十四丈，遂如行在所上计》：

　　雨雪成岁暮，之子远徂征。

　　酌酒起相送，慨我别离情。

　　池阳实大藩，佐车屈时英。

　　子行一请觐，上计趋吴京。

　　良玉怀贞操，芳兰含远馨。

　　临歧一保重，即此万里程。

　　此诗应为朱熹在外地送友人所作。诗中有“池阳实大藩”句，可见朱熹对池州的赞美。故录以示朱熹对池州之情。

　　史载，朱熹死后六十三年(宋景定四年即公元1263)黎靖德按照宋宁宗嘉定八年(1215)李道传编辑的《池州刊朱子语录》43卷(《中国儒学百科全书》中国大百科出版社·1997年，中国孔子基金会编)。从这一事例，也可窥见池州人对朱子的怀念和推崇。

　　《杏花村志》附会朱熹留诗

　　《杏花村志十二卷》·卷二·村中名胜·湖山篇中记有：“在杏花村，登顶俯眺，大江如萦带焉，飞帆上下，宛似凫雁，顶上平旷，昔建有亭台。今废。(宋)朱熹《九日登湖山用杜牧登高韵得归字》诗曰：

　　去岁潇湘重九时，满城风雨客思归。

　　故山此日还佳节，黄菊清樽更晚晖。

　　短发无多休落帽，长风不断且吹衣。

　　相看下视人寰小，祗合从今老翠微。

　　郎遂还在“诗”后加案语：“《晦庵本集》诗题谓《九日登天湖》，人固指为平天湖作，但于‘登’字非宜。况九日，必是登高，非泛湖也。今正之。”

　　早在清嘉庆十年(1805)，陈蔚所纂《齐山岩洞志》一书，对朱熹未留诗池州进行考证：这首诗确实为白文公所写，不过不是写在贵池杏花村，也不是写于贵池齐山，而是写在福建省建阳县安靖山寒泉林中，文公葬母处也。《白文公全集》不仅载有这首诗，同时集中别有《秋日同廖子晦诸公登天湖》、《立春邀刘圭甫诸兄游天湖》以及《天湖四乙丈坐间赏梅》诸篇可证。是诗作于乾道四年(1168年)戌子也，三年曾访南轩(张栻，字敬夫，号南轩，南宋理学家，四川人与朱熹友善)于长沙。故起句有“去潇湘”(湖南)，第三句“故乡”、“佳节”之语于(贵池)齐山无涉，并于池州无涉。考文公《全集》，是诗题本“九日登天湖以‘菊’、‘花’、‘须’、‘插’、‘满’、‘头’、‘归’分韵赋诗，得‘归’字”。《齐山磨崖辨》曰：上清岩刻有此律诗，末署“朱晦庵”三字。是后人误以天湖为平天湖，遂刻于此。或谓题上“登”字及“下视人寰小”之语与泛湖不合，又牵入池州西郊之湖山。陈蔚论证有理，有据，令人信服。(详见《齐山岩洞志》)

　　现查阅201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《四部丛刊》：《晦庵先生白文公集》初编集部刊有《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得归字》这首诗。诗前还刊有《怀南轩老兄呈伯崇之二友》：

　　忆昔秋风里，寻盟湘水旁。

　　胜游朝挽袂，妙语夜连床。

　　别去多遗恨，归来识大方。

　　惟应征密处，犹欲细商量。

　　此诗为乾道三年(1167)朱熹访南轩于长沙后作。而朱熹《九日登天湖》作于乾道四年，两诗互证。于池州无任何扳连。

　　致使此诗在池州讹误(附会)的原因，上可追溯到明嘉靖二十四年(1545)王崇续修成书的《池州府志》卷八·齐山就载有朱熹这首诗，不过诗题已改为《九日登平天湖》，从而使位于建阳的“天湖”，变成为了池州的“平天湖”，并堂而皇之的刊载于《池州府志》上。

　　按照王崇《嘉靖池州府志》序云：“《池州之志》，汉唐远无所稽，始作于宋守王伯大氏，再修于明叶恩氏，而常显氏、陈良器氏、祁司员氏、何绍正氏又相继焉。”然而上述所撰《池州府志》均散佚，这样，朱熹《九日登平天湖》诗是宋、明时期何时纂修《池州府志》而录入，不得而知，极有可能朱熹这首诗进入池州人视野当在嘉靖二十四年之前。鉴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，加上地方上爱好附会名人，以增其荣。类似这样的做法，未无厚非。阅者虽知，也一笑了之。

　　而康熙二十四年(1685)，郎遂编纂《杏花村志》时，将此诗刊于书中，并将《池州府志》所录朱熹《九日登天湖》改为《九日登湖山用杜牧登高韵得归字》，并作案语：“晦庵本集诗题谓‘九日登天湖’，人固指为平天湖作，但于‘登’字非宜，况九日必是登高，非泛湖也。今正之。”(《杏花村志》)使附会齐山(平天湖)的朱熹之诗从齐山移到了杏花村的湖山。并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今正之。”企图让人相信，此诗写于杏花村湖山。

　　博学能之的郎遂，曾辑《池阳韵记》，编辑《杏花村志》耗时十一年，邀请大江南北著名学者105人，仅池州就有章世德(进士，著有《枫庵集》)、刘汉系(诗人，著有《齐山图志》)、章永祚(曾任县令，著有《南湖集》)、王尔纲(著作等身，其中《名家诗吟》辑入《四库全书》)等一批翘楚人物；同时收集历朝历代典籍93部，另附《还朴堂撰著书目》12部。这些文献，其中与此诗关系密切的《白文公集》、《池州府志》、《齐山志》、《贵池县志》等均涵盖在其内。按照常规逻辑，纠正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上朱熹《九日登平天湖》诗的错误，只是举手之劳。

　　郎遂这次改动朱熹此诗诗题，着实让人费解。他明知“晦庵本集诗题”谓《九日登湖山》，又知嘉请《池州府志》谓《九日登平天湖》诗题不妥，本应回归朱熹原诗题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却改诗题为《九日登湖山》于《杏花村志十二卷》上。意在进一步强化朱熹到杏花村并留诗的事实。

　　入选《四库全书》的《杏花村志》，并为其撰写序言的纪昀，是一位贯澈儒籍，学通百家，其学在辨，汉宋儒术之是非，析诗文流派之正伪，主诗风会，为世所宗。作《提要》，冠诸简了，首称大手笔。这样一位中国历史罕见的学者，一览《杏花村志》“湖山”署名白文公大名的诗，便可知其真伪。在《提要》中写下了“然旧习相沿，多喜附会古迹以夸土风”的切中流弊的评判。足显大家风范。

　　其后，清《齐山岩洞志》编纂者陈蔚考证并否定了朱熹《九日登平天湖》和《九日登湖山》诗题，指出此诗写于福建，与“齐山无涉”，于“池州无涉”的评判。大概是池人太爱白文公，前贤虽已纠正，但后继学人漠然置之，视而不见。

　　朱熹是否留诗杏花村初探

　　郎遂附会朱熹留诗杏花村不是不知，而是一味弥缝。为什么呢？满清入关后，为加强其统治，一方面大兴文字狱，另一方面尊儒读经开科取士，以儒家经典为要旨，吸收汉人参与政权。被元、明两朝称之为朱夫子所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钦定为大清试子之书(今高考必备)。清初康熙皇帝更为《白文公全书》作序，谓儒学“至于朱夫子集大成”。康熙五十年(1712)，升朱熹配享孔庙“十哲”之后，乾隆三年(1736)，朱熹正式定醇孔庙的十二哲之一。朱熹声望日隆。

　　而郎遂所撰《杏花村志》正是康熙年间，能有朱熹这样一位儒学大师曾莅临杏花村，必增胜概，同时也能取得统治者的青睐。这里还要讲一点，杜牧作《九日齐山登高》所用韵，并不是杜牧所首创，而是中国撰写“律韵”(等韵学家将韵腹和韵尾相同或相近的韵归为一类)的要求，凡作诗者都需遵守。郎遂在朱熹原诗题增加了二个字“杜牧”即《九日登湖山用杜牧登高韵得归字》。不要小瞧了这二字，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诗为大多数诗家和池州百姓耳熟能详。这样一改，更能显示朱熹作此诗的真实，使之更具有隐蔽性。退一步讲，如朱熹《九日登湖山》诗写在杏花村有异议，也因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早已记载，自己也可不担“附会”之责。

　　素知奥妙的纪昀在《杏花村志》被采入《四库全书》所写《提要》不便也无必要具体指出，更何况“流俗相沿”是真实的。郎遂为乡邦而附会，足显他对杏花村的热爱。这一点也能为人们所理解。

　　历史又前进了三百余年，今日无论信息、交通、文献资料等诸多因素与往日不同而语。在杏花村历史文化研究中更应去伪存真、去粗存精，还其本来之面目。这是今之学人应该负起的责任。以免以讹传讹，再误后人。仅一家之言，恳请方家指正。

　　千古杏花村，决不因宋代名儒朱熹未留诗而失去光泽，反而说明池之学子更爱惜这份遗产。

　　参考书目：《晦庵先生白文公集》、《中国儒学百科全书》、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、《全宋词》、《简明古籍整理辞典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《杏花村志》、《杏花村续志》、《齐山岩洞志》、《东流县志》、嘉靖《池州府志》等。